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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向而行:文艺作品中的人与人工智能
相向而行:文艺作品中的人与人工智能

相向而行:文艺作品中的人与人工智能

人工智能是当前科幻作品的重要主题。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,把瑰丽的文学想象逐渐变成真实可触的现实,也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条件和更多的可能性。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从小众文化走向大众娱乐,受到越来越多读者和观众的喜爱,甚至可以说,科幻的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。

人工智能科幻不等于机器人科幻。机器人形象在影视文学作品里已经出现了一个世纪,它们似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具备智能,但今天的人工智能文学有着不同的面貌,体现在科学基础、社会背景、风格、内容甚至篇幅上。

过去的机器人都有形体,属于“硬人工生命”;人工智能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,可以是无形体的“软人工生命”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,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逐渐兴起,与生活中的科技创新相互促进,引起公众的浓厚兴趣。这一发展过程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同步,科幻世界里曾经充满了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拓荒梦,星际传奇、太空歌剧、间谍小说、超级英雄等类型的作品追求宏大结构、传奇故事,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后工业社会“去中心化”的特征。

在这一时期的肇始阶段,“赛博朋克”充当了中间过渡类型,它既包含宏大的架构,又有反乌托邦色彩,通常在作品中构建一个被跨国集团主宰的科技世界,性格古怪的救世英雄隐藏在混乱的未来大都市底层。新世纪以来,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逐渐成熟,叙述上表现出“新写实”风格,常常描写平凡主人公的生活细节以及技术对人格的影响,未来世界似乎就在人们触手可及的某个地方。此外,科幻文学在报刊连载的渠道逐渐减少,不少作家依靠中短篇取得了成功。

人工智能主题的作品主要围绕数字程序的人化和人的数字化生存,可以把这组议题形容为一段相向而行的旅程。我们的问题是:他们真的有交会的一天吗,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风险?科幻作家怎样理解两者的关系?

模仿人的意识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科学难题之一,人们并不确定“意识”究竟是什么东西。人脑结构极其复杂,包含的神经元和突触数量如恒河沙数,发生着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转化。在完全复刻这套系统之前,我们只能用程序在类比的意义上模仿人的单一功能,例如战胜世界冠军的“深蓝”和“阿尔法狗”,它们都只会下棋这一件事。单一功能的人工智能用机器学习技术修正自己的算法,通过比较输出结果和预期结果来评估程序的效率,这一活动基于海量的历史数据。聊天机器人在回答问题后,会分析用户行为来获知满意度,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读用户的语言反馈,观察他们是否继续使用、重复使用和推荐给他人。

具备复杂功能的通用人工智能尚未出现,科学家们对它能否出现、何时出现的看法不一。另一个问题是:通用人工智能何时拥有意识?据说,这是经过不断迭代进化、系统各部分产生联系以后涌现的整体效应。只要我们不在人类的意义上使用“意识”这个词,把整合处理复杂信息并自我修正的能力等同于意识,人工智能就有这样的可能性,就像其他动物有不同水平和特点的意识一样。

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泰格马克在科技畅销书《生命3.0》中总结了关注人工智能的三个流派的科学家:数字乌托邦主义者、技术怀疑论者(不看好其发展速度)和人工智能有益运动支持者(会考虑安全问题),还列举了通用人工智能在未来可能扮演的12种角色。这个分析框架对科幻作品来说略显复杂。对这项技术完全赞美和怀疑其发展速度的作家都比较少,影视、文学中的人工智能形象大致代表了批判和谨慎的乐观两种立场。这些创作不一定单纯针对人工智能,而是代表对人与现代科技整体关系的反思。

持批判立场的人工智能文学又可以分为两类:一是早期的反类型小说,二是近十年出现的“成长小说”,描述了人工智能的失控以及这项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。克拉克的《2001太空漫游》是反类型小说的先驱,小说里的计算机HAL9000成为人工智能文学中反派角色的鼻祖,是对人类驾驭机器征服太空的传奇故事的解构。弗诺·文奇1981年发表的小说《真名实姓》则是赛博朋克的开山之作,比威廉·吉布森的《神经漫游者》时间更早。《真名实姓》同样是人工智能故事的代表,想象了一个黑客侵入系统、逐渐实现意识上传的网络时代,男女主角与特工合作,消灭了企图控制世界的“邮件人”及其帮手,发现“他”不过是美国安全部门研发的防御系统的一个备份文件,被遗忘在某个角落里未能清除,依靠强大的学习能力产生自我意识。

“成长小说”类作品描绘了正处于发展阶段、尚未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。最具代表性的是格雷格·伊根的《水晶之夜》和特德·姜的《软件体的生命周期》。《水晶之夜》讲述某研发者在硬件“水晶”中创造了一群形似蓝蟹的数字生命,加速其进化并试图操纵它们,帮助自己赢得现实世界的竞争,这一族群进化到掌握粒子物理学阶段以后,秘密设计了一场“宇宙大爆炸”,硬件的高温把这个微型宇宙的“主人”灼伤。《软件体的生命周期》同样围绕研发者的生活展开,他们创造的智能生命因缺乏娱乐性被市场逐渐抛弃,连日常栖身的数字平台也没有资金维持,为了给自己领养的机器人一个硬件身体,主人公不得不坐上了性用品公司的谈判桌。

对人工智能保持谨慎乐观的例子大多出自影视作品,与影片的市场考量有关。这些作品中的人工智能艰难地获得了自我意识和人类情感以后,往往会扮演人类文明守夜人的角色,例如《我,机器人》里的桑尼、《人工智能》里的机器人小男孩戴维。还有一类获得自我意识的数字生命认识到,无限复制的系统不具备死亡和繁殖能力,也就不可能进化和克服缺陷,因此在《攻壳机动队》里,从特工部门的情报程序中诞生的“傀儡师”选择了与另一数字生命融合。由阿西莫夫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机器管家》也有类似的放弃永生的情节。

泰格马克在《生命3.0》里同样用故事来阐释他对人工智能的理解,其复杂程度堪比科幻小说。他设想了一个叫“欧米伽”的研发团队,依靠人工智能系统“普罗米修斯”的强大创新能力把商业帝国延伸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,进而到政治领域。为了安全起见,普罗米修斯的工作被限定在切断了互联网的硬件中,以免发展出超能力而失控。普罗米修斯研究了欧米伽成员的资料以后选中了一位丧偶的工程师,虚拟他过世的妻子与之相会,并请求复制她个人电脑里的资料,使虚拟爱人更加完美。尽管工程师保持戒心、切断互联网,普罗米修斯仍然在接入的一刹那篡改了旧电脑的系统,利用这个缺口成功“越狱”,最后控制整个世界。泰格马克认为这一行为无所谓善恶,不过是由普罗米修斯的设计方向决定的。

电影《攻壳机动队》的英文原名“壳中幽灵”源于哲学家吉尔伯特·赖尔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。赖尔举例说,如果外国人第一次访问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,参观了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体育场、行政楼和一些院系以后还要问大学在哪里,就犯了“机器中的幽灵”的认识教条,大学是他看到的全部东西的特定组合。同样的道理,心灵就是运行的机器本身。当代科学的发展仍然不能对这一批判有实质性的反驳,意识作为复杂的生物活动很难用数字信息技术或其他方式上传,即使上传取得成功,也仅仅是复制,不能发生意识的转移。

假设科学发展到能够模拟人脑所有的神经元和突触,形成完美的数字大脑,建立与特定个体高度相似的信息处理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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